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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的宪法学视角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一九九六年三月召开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构想；而在党的十五大则更加明确的指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一时间，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对依法治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笔者认为依法治国首先应该是依宪治国。“依宪治国就是充分地正确地实施宪法，使宪法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的根本的活动准则。”①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②它是其他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和首要内容，离开了它，依法治国就会摸不着方向。而依宪行政则是依宪治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依法治国的灵魂和精髓所在。
依宪行政，就是说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以及组织行政工作时，必须依照宪法的条文和精神来办。其所强调的是作为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人的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准则。这里所讲的行政主体是一种组织，即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依宪行政作为政府治理国家的有效方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行政权得以有效运作和正确使用的必然。行政权是三权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力，因此他的运作是否正确、有效是极为关键的。所以，依宪行政关系到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制建设成功与否，也是对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防止走偏、走歪的有力保障。
依宪行政是宪法执行和实施的必然要求。依宪行政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依照宪法行使职权，这必将有利于建立有效贯彻执行宪法和保障宪法实施的宪法运行体系。下面，笔者就仅从宪法学的角度对依宪行政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

一、宪法的效力表现上阐述依宪行政的必然性
宪法的效力，从法理学的角度上讲，是法的效力在实际运用中的最重要形式。法的效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的效力是指“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它包括国家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法律的效力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狭义的法的效力则“仅指国家制定与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由此，宪法的效力我们可以定义为宪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其涉及的是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全部领域，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因而又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所以宪法的效力又是一种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此，笔者将借助宪法效力的具体表现对依宪行政的必然性进行系统的阐述：
1.任何其他法律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宪法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种法的渊源，它是我国的“母法”，其他法律法规只是“子法”。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只是宪法这一根本法的具体化。各种行政法律法规也只是宪法在行政方面规定的具体化、实施化，也都必须符合宪法的三个“基本”，构成违反宪法的行政法律法规都必须废止或修改。宪法的具体实施是依靠行政机关去执行的，所以要使宪法的这种效力表现具体贯穿与其他法律之中，使其他法律符合宪法，就必然要求依宪行政。依宪行政必然有利于宪法的“母法”地位具体贯彻于其他法律部门之中，从而确保其他法律不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
2.其他法律的立法必须依据于宪法。没有宪法作立法依据，其他法律的立法就无从谈起。立法即法的创制，它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过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活动。我国的行政机关依照其法定职权和程序，可以进行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活动，即行政立法活动。行政立法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以确保他们的合宪性，以致于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具体实行。依宪行政是以宪法为理论依据，他的推行必然有利于行政机关明确宪法在行政方面的具体规定和体现的精神，可以使行政立法者了解到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理论基础，从而形成对宪法全面而又客观的认识。
3.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正如韩大元教授所讲：“宪法不仅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而在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具有优先性与普遍的约束力，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准则。”我国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分别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行政问题中，一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都必须以宪法为最高行为准则，他们的活动都必须围绕“宪法”展开并从宪法的规定中寻找妥当性的基础，“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此，笔者从中的出一个结论：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人的行为的合宪性要求使依宪行政成为了必然。

二、结合行政实际，对关于如何推进依宪行政的宪法学理论分析
（一）执法首先要执行宪法的规定，在执法中体现宪法的精神，这是推进依宪行政的首要条件和前提。
法的生命在于运作，法的价值在其运作中才能够得以实现。法的运作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法的创制和实施。而执法便是法的实施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部分。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文件都需要拿到社会生活中去贯彻、执行，否则这些法律文件将成为一纸空文，失去他们原有的地位与效力。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在我国，由于受市场机制、利益多元化、竞争原则、改革开放等的冲击，地区化、区域化以及多形式化的行政观念占据了执法系统的主导地位，各项法律文件的统一贯彻实施的观念被冲淡，即执法的统一性被忽视，从而导致了行政权的分散化以及行政权与法治原则的严重脱节，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行政权的滥用及盲目使用。而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和民族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是其他法律的制定的基础与灵魂，具有各种法律制度的纲领性。执法过程中，首先执行宪法的规定，贯彻实施宪法的条文，可以使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人员在行使其职权时达到统一，形成对行政权的统一认识，从而有效的制止政出多门、行政决策没有前后的连贯性、行政执法中出现此一标准彼一标准的“标准漫天飞”状态以及行政管理的对象的难以适从等行政权的分散化和行政弊端。也可以这样说，宪法以其高度的法律统一性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在思想和行为上达到一种恒变状态，从而达到执法的统一性。从另一个方面讲，宪法是“一种根本规范，提供实定法合理性的依据，在法律秩序中居于最高地位，表明实定法创始的出发点”。 因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各项行政法律制度所依据必须是宪法条文，它们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都必须体现宪法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在执法中首先执行宪法的规定，体现了行政法治自身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极有利于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监督程序法等行政法整体框架的建立，使各项具体行政法规、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充实和推进依宪行政，并完善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理论。
（二）加强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提高宪法意识和示范作用，这是加快推进依宪行政步伐和保证依宪行政能够得以真正运行的内在动力，也是依宪行政的内在要求。
行政公务员是具体实施行政活动的“实际行政主体”。 它是指“依法享有职权或受行政主体的委托，能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进行管理，其行为后果归属于行政主体的人。” 行政公务员是行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管理的具体操作者。行政公务员的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行政管理能否正常运转。在我国，要加强公务员的法律意识，首要就必须加强对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对于这，笔者将从以下两方面来阐述：
首先，在我国，由于受几千年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在行政问题上，现在有许多干部存在相当严重的模糊认识，在行政权的使用上往往出现中国古代的“衙门”作风，甚至没有弄清权力与职责、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内涵，法制意识相当淡薄，以致出现了独断专行，行政命令呈现地区化、区域化、各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难以达到一致；政令五花八门和行政权的混乱不堪等行政上的弊病，导致了行政权的严重失衡。要解决这种弊病和行政权的失衡，就必须加强对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这是因为，从宪法的角度讲，宪法的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而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就是要权力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对于宪法的制衡，有的学者认为“各种各样的宪法形式都能够轻易地适应正在变化着的对权力的社会制衡”，“宪法之所以残存下来，只是因为他不断的受到调整，以符合正在变化着的对对权力的社会制衡”。 而要达到这种制衡，掌握着实际权力的行政公务员没有高度的宪法意识和对宪法制衡原理的清楚认识是不行的。
再者，就行政公务员本身来说，既是行政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同时又是国家的公民，又有其个人的特殊利益。由于手中的行政权力使其个人目标的实现更加容易，这种权力的极易腐蚀性就会促使私欲的膨胀。如果没有高度的法律意识，那么手中的权力就会变质，从而导致行政权腐败的出现。鉴于行政公务员这种双重身份的性质，就必须加强行政公务员的法制教育，特别是宪法教育，提高宪法意识。因为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有着以根本性为重心的概括性的法律价值，一切法律制度都蕴于在他的精神之中，并且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职责与权力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加强行政公务员的宪法教育，势必有利于行政公务员明确自己的身份与职责、明确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依照宪法的精神行使职权，这便有效的防止私欲的泛滥，造就行政公务员的清廉形象，起到了宪法示范的作用，因而在无形之中也就推进了依宪行政的步伐和保证了依宪行政的真正运行。

三、结束语
依法治国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又要特别重视依宪行政，使国家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和行政公务员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职权，这是极为正确与重要的。从宪法学的角度讲，依宪行政使行政权在宪法的制衡下受到规范与控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与宪法保障和维护公民的权利的功能是极为相称的。再者，依宪行政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对宪法的条文及精神进行推广，势必有利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这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于《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 方世荣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 杨解君：《行政主体及其类型的理论界定与探索》，载于《法学评论》2000年第1期
4. 张文献著:《法理学》，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5. 葛洪义著：《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深圳市赛飞数码技术有限公司等与深圳华深达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深中法民三初字第414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27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商业秘密作为一项知识产权，可以为两人或两人以上的权利人所共享。在委托开发、合作开发技术秘密成果，企业分立、商业秘密权人死亡引起商业秘密的分割、继承时，都可能会形成商业秘密的共有。

三、基本案情
2000年2月，原告华深达实注册登记成立，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智能识别设备及应用系统软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
2000年4月，被告路某进入华深达实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并于同年5月1日与华深达实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华深达实工作期间，路某参与了公司与富士康集团及其相关企业之间的多项工程项目。2001年1月，路某与华深达实公司签订《保密协议》，其中约定：乙方（即路某）承诺在甲方（华深达实公司）任职期间，非经甲方同意，不得在与甲方生产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且具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包括以股东、合伙人等方式设立企业）内任职，或者自己生产、经营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或者业务。2003年12月26日，路某从华深达实公司处离职。
2003年6月，赛飞公司注册登记成立，股东为路某、向某，法定代表人为路某，经营范围为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后华深达实公司以路某、赛飞公司实施了侵害其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其经营信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华深达实公司在法庭审理中指出本案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包括华深达实公司与富士康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签订的工程合同、采购合同等及其内容，产品的中标价格、实际交易的产品种类、数量，与华深达实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应客户的具体名称，产品售后服务，工程名称以及华深达实公司在竞标、中标过程中所掌握的富士康企业集团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责、具体联系人等。同时，根据华深达实公司的申请，深圳市中院对赛飞公司与鸿富锦公司签订的《工程合同书》两份，以及相关的财务资料等进行了证据保全。

四、法院审理
深圳市中院经审理认为：华深达实公司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为经营信息，包括华深达实公司与富士康企业集团的相关单位签订的合同的内容、产品的报价、产品的种类、产品交易的数额、产品的售后服务的价格以及与客户具体联系人的联系方法等。上述经营信息是华深达实公司与客户之间在长期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不为行业内的一般人容易知悉或取得，能为华深达实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竞争优势，并经华深达实公司采取了制定保密制度，与员工（包括被告路某）签订了保密协议等措施加以保密，故上述经营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依法应予以保护。
路某为华深达实公司业务经理，多年来一直负责华深达实公司和富士康相关联企业的工程业务，是合同一方的联系人、合同的签订人、履行人等，因此路某掌握了华深达实公司的经营信息。路某把这类经营信息交给其他企业使用，属于披露侵权。根据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和法院保全的证据，均证明赛飞公司在2003年7月至8月之间与富士康企业集团关联企业签订了工程合同，并已实际履行，该合同的内容与华深达实公司主张经营信息内容同类，因此可认定被告赛飞公司使用了路某披露的华深达实公司的经营信息，做与华深达实公司的同类业务，构成使用侵权。
综上，原告华深达实公司请求保护的经营信息构成商业秘密；被告路某、赛飞公司的行为披露、使用了华深达实公司的商业秘密，构成侵权。故法院最后判决被告路某、赛飞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华深达实公司经营信息的商业秘密行为；二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4万元和6万元，赛飞公司对路某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路某、赛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认为：成立上诉人赛飞公司经营业务，被上诉人华深达实公司是明知和认可的，因此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原审判决路某赔偿4万元，赛飞公司赔偿6万元毫无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
广东省高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原审法院查明了华深达实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经营信息符合构成商业秘密的各项要件，应受法律保护，且双方当事人对此认定也没用异议，故可以确认华深达实公司商业秘密的存在。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路某成立赛飞公司，华深达实公司是否知情和认可，以及赛飞公司是否在其经营活动中使用了华深达实公司的相关经营信息。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路某从2000年4月至2003年12月一直在华深达实公司工作，参与了华深达实公司和富士康相关联企业的工程业务，并掌握了华深达实公司与富士康企业集团的相关单位签订的合同的内容、产品的报价、种类、交易的数额、产品的售后服务的价格等商业秘密。路某在华深达实公司工作期间，成立赛飞公司，并利用华深达实公司的前述商业秘密，于2003年7、8月间与富士康企业集团关联企业签订了工程合同，并已实际履行。根据该事实，可认定路某披露了华深达实公司的经营信息并被赛飞公司所使用，其行为应当认定为商业秘密侵权。路某和赛飞公司上诉认为，路某等人成立赛飞公司经营业务，华深达实公司是明知和认可的，并提供了发票、《一卡通系统工程分包合同》与《切结书》等证据。但从这些证据看，无论是《一卡通系统工程分包合同》还是《切结书》等，路某都是代表华深达实公司签名，而不是代表赛飞公司签名，仅从前述合同、发票上无法看出路某就是赛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不能据此推断华深达实公司已经知道并同意路某成立赛飞公司。同时，路某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在成立赛飞公司时其已经向华深达实公司通报并获得准许，因此，路某上诉认为其成立赛飞公司并经营业务得到华深达实公司的许可，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路某和赛飞公司是否未经许可披露、使用了华深达实公司的商业秘密的问题。路某和赛飞公司对法院保全时取得的证据，即赛飞公司与鸿富锦公司签订的《工程合同书》和相关财务帐册是没有异议的，且也并不否认在赛飞公司的经营中使用了华深达实公司的相关经营信息，故在赛飞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华深达实公司允许路某将前述商业秘密披露给其使用的情况下，因认定路某和赛飞公司存在侵犯了华深达实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路某和赛飞公司上诉认为其行为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至于赔偿数额问题，华深达实公司请求判令路某和赛飞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31万元，但其并没有向法院提供其损失的具体计算依据和充分的证据，路某和赛飞公司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与鸿富锦公司履行两份《工程合同书》后所获得的利润或者其他侵权获利。因此原审法院考虑本案所涉侵权行为的性质、使用华深达实公司经营信息时间、华深达实公司的维权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路某赔偿华深达实公司经济损失4万元，赛飞公司赔偿华深达实公司经济损失6万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广东省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被告赛飞公司、路某主张成立赛飞公司经营业务，原告华深达实公司是明知和认可的，因此赛飞公司在经营中使用华深达实公司的商业秘密不构成商业秘密侵权，其与华深达实公司对该商业秘密形成共有。但最终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定华深达实公司并未准许路某成立赛飞公司并使用其所有的商业秘密。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商业秘密可以由两人或两人以上所共享呢？
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以及利益的分配办法，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委托开发的研究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即当企业委托其他的企业、科研机构或个人开发技术秘密成果，或与上述机构、个人合作开发技术成果时，企业可与之约定技术秘密成果的最后归属，当当事人各方约定技术秘密成果为共有，或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则各方当事人对该技术秘密成果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形成共有关系。
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科技成果完成单位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二）在合作转化中产生新的发明创造的，该新发明创造的权益归合作各方共有；（三）对合作转化中产生的科技成果，各方都有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权利，转让该科技成果应经合作各方同意。”可知，在企业与其他单位合作进行科技成果转化时，在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发明创造，该新发明创造的权益也是由合作各方所共有的。
最后，在发生企业的分立、商业秘密权利人死亡时，也经常会涉及到权利人商业秘密的分割、继承问题。这时，若分立的企业或权利人的继承人之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则各企业、各继承人均对该商业秘密享有使用、转让的权利。此时，由于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增多，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难度将会增加，而对于商业秘密的使用、收益分配情况也将会变得更为复杂。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