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帐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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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帐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务院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帐处理等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函[2001)1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审计署、供销总社、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
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报送的《关于供销合作社财务挂帐清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请示》(计经调[2001)194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关于供销社财务挂帐的处理意见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当前供销合作社几个突出问题的通知)(国发[1999]5号)确定的“分清性质，分清责任，逐级负担”原则，对供销社亏损挂帐进行分类处理。具体意见如下：
(一)对1992年底前供销社老挂帐的处理意见
鉴于国务院《关于研究解决供销社政策性亏损问题的会议纪要》(国阅[1996]70号)对原核定的1992年底前的政策性亏损已经提出处理措施，对原核定的中央政策性亏损挂帐尚未消化部分，仍按照国阅[1996]70号文件规定的政策处理。对地方政策性亏损问题，按照国阅[1996)70号文件确定的原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其有关部门，在进一步调查核实基础上，研究制定具体解决办法，并尽快落实。
此次清查超过原核定数的老挂帐，由企业自行消化。
(二)对1993年以后供销社新增财务挂帐(各级供销社所属企业及基层社截止到1998年12月31日，棉花企业截止到1999年8月31日)的处理意见
1、对执行国家统一购销政策经营棉花形成的财务挂帐，由中央财政负担解决。本金部分先停息挂帐5年，利息损失按挂帐金额和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核定，由中央财政负担；本金5年后再视情况处理。
2、对地方财政补贴资金不到位、执行地方政府政策以及由于其他指令性因素形成的财务挂帐，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解决。本金部分由地方财政贴息挂帐5年，5年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视财力情况制定消化处理方案，确保落实。
3、对企业经营因素形成的财务挂帐，由企业通过深化改革、转变经营机制，逐年自行消化解决。
(三)上述新老挂帐具体处理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下发。
二、关于供销社库存商品棉的处理意见对截止1999年9月1日前的老库存商品棉
应认真做好清仓查库工作，库存棉花企业要妥善保管好库存棉花，防止资源流失，井按顺价销售原则积极组织销售。同时做好竞卖准备，一旦调控需要，通过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公开竞卖，陆续投放。所发生的亏损，先停息挂帐，以后再逐步消化。具体处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实施。
国 务 院
二OO一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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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解，是指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愿自主协商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和解的内容，可以是一方自愿放弃一部分或全部权利，也可以是一方满足另一方的要求，还可以是双方都作一些让步。大力推行执行和解制度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减少执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执行实践中执行和解却不象案件审理中的诉讼调解那样，得到普遍的推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法院内部也对执行和解褒贬不一，争议很大。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一是当前法院内部片面强调全执结率，忽视了执行和解的重要作用。二是存在大量和而不解的现象，使权利人的利益受到损害，造成社会对执行和解的不认可。基于以上情况，有必要对执行和解的适用进行探讨，规范执行和解的适用程序，真正让执行和解制度得到广泛推行，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执行和解中存在的些许问题进行浅显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和立法建议，以资商榷。
一、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判定
执行和解的核心是执行和解协议。所谓和解协议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内容达成的合意，是执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所做的处分。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从法理上讲，和解协议是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就如何履行其债权债务在原法律文书的基础上而订立的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双方都应当信守承诺，不得违反。但是，和解协议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而是一种特别的民事合同。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一般法理，和解协议应当优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它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执行和解的相关规定。然而执行和解的效力由谁判定，如何判定，在执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1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6条第2款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依据上述规定，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执行法院对和解协议不应进行审查：该观点认为，执行和解不同于审判中的调解。对执行和解来说，不需要人民法院介入，只要当事人双方就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达成合意即可。
笔者认为，由于和解协议对于执行程序的实质性影响，加上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或者胁迫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随时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为了避免执行程序的拖延与司法资源无谓浪费，执行法院不但应当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还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进行形式审查，也要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是否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经审查执行和解协议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要向当事人说明和解协议无效，案件执行程序继续进行。
二是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具备履行和解协议的条件，是否存在被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逃避执行的可能。
三是审查双方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否存在危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
具体做法是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要责令被执行人说明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和条件。被执行人不能说明其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又不能提供执行担保的，法院不认可和解协议的效力，执行程序不停止。法院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要记入笔录。审查的内容包括执行和解主体是否适格、和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和解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等。意即执行和解作为执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当合法有效。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是执行和解成立的前提。执行和解的成立必须符合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所谓自愿原则，是指执行和解的合意应当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法原则是指执行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和解协议应被确认为无效。其次，执行中和解虽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却并不意味着法院不起任何作用。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附条件、有限制的，在肯定执行和解的效力后，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才能使执行和解发挥其功效。因此，确立法官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实质审查权，是确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执行和解过程走出“无用功”怪圈的必然选择。
二、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学者指出：既然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即应赋予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同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倘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没有这种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规定执行和解制度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考虑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理由如下：
从现行有关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来看，既然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了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有和解的权利，就理应尊重当事人行使和解权利的结果，即尊重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否则，第230条之规定就会前后不一致，当事人的和解权利也因此失去它应有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特别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6条的规定更显其前后不符、自相矛盾之弊端。如“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从整个执行程序的完整性来看，该规定说明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前后不一致。因为“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显然意味着人民法院只是对没有履行的部分是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根据去执行的，那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如果是以和解协议为执行的根据，则人民法院前后执行的根据不一致，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因为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容易造成一些案件实际执行中的难度。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变更了原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关系，将原判决中“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房屋补偿款八万元，住房一套归被执行人所有”的主文，经过双方自愿协商，房子归申请人所有，由申请人支付被执行人五万元。但在实际履行中申请人要求支付案款，被执行人却不按照和解协议交付房屋，导致和解协议无法履行，而被执行人又没有足够能力支付原判决的八万元，亦只有一套住房，执行和解协议又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无法强制拍卖，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执行实际，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修改为：“……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应否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在执行工作中，当事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后，基于此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在和解协议达成后、未履行完毕前，执行法院对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应如何处理？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应继续保持查封、扣押、冻结原状，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是当事人为了结束执行程序，自愿协商解决纠纷。所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就应当终止执行活动，强制执行措施应当停止，已采取的强制措施也应该撤销。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具有内在的矛盾。在下列情况下，执行程序因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而终结，即执行和解具有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申请执行人在和解协议中放弃全部未实现权利的；和解协议即时履行完毕的。除此之外，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中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那么，执行法院继续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理论上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存在着冲突。第二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它是建立在执行和解是全面和解和完全和解这一假设之上的，忽略了执行和解的多样性。在执行实务中，真正全面完全和解的只在部分案件中得以实现，对这类案件终结执行程序，停止和撤销强制执行措施是应当的。多数执行和解协议是延长履行义务的期限或变更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或履行方式，这只可以使执行程序中止，但并不能使执行程序必然终结，因为不少和解协议最终不能履行，需要恢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停止或撤销全部强制措施，将可能导致案件恢复执行后难以执行甚至最终无法执行，损害申请人权益，增加法院执行成本。还有一部分和解协议只是变更了原法律文书的部分内容，对未变更的部分还要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执行和解前的强制执行措施。首先，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那么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处理进行了约定，那么就依其约定。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遵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把执行和解前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和执行和解较好地结合起来。总的原则是依具体案情，只要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一般都应当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但执行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执行法院将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对财产进行控制，行使权利，如办理抵押、质押等，使前一阶段的强制执行措施与达成和解协议的履行有效地衔接起来。但如果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可能给今后恢复执行造成困难的，就不应撤销这些强制措施，并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除非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有效担保。这样，既可以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违背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减轻执行人员的工作负担，避免因继续采取强制措施所引起的财产失控等后果。
四、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和期限
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规定了三种恢复执行的情形，其中前两种情形是本次修改民诉法新增加内容。对此，笔者认为，民诉法并没有规定此二种情形中提出恢复申请的时间期限，因此可能出现执行和解履行完毕结案而与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等的问题，故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二种情形应当更严格的掌握恢复执行的条件，避免申请执行人借口受到欺诈或者胁迫而谋求不正当利益。
第三种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形是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才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即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是严格限定的。在履行期间内，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的，执行法院将不予准许。这样，和解协议生效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隐匿财产，另一方当事人却无权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这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失公平，也会使恢复执行后的执行工作陷于被动。对此，建议借鉴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以利于实践中的操作。如规定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被执行人借和解协议之机蒙骗申请人、逃避法律责任，同时对促进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民诉法修改前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个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个案的答复中已经开始明确和解协议的可诉性，即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
基层基础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根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是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为适应新形势需要，现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近年来，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有了长足发展，队伍执法水平和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有了较大改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与表象问题、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矛盾特别是涉及民生各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将更加复杂，高发、多发态势将更加严峻。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在基层；推进社会管理，难点在基层；确保公正廉洁执法，关键在基层。处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前沿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面临的考验将更加严峻，遇到的问题将更加复杂，承担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1、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有效保障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必然要求。基层人民法院是基层人民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对于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顺利推进司法审判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人民法院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基层来落实。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是提升人民法院整体工作水平的重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只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才能保证人民法院充分履行职能，切实促进司法审判事业科学发展。
3、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期待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90%左右的案件在基层。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直接、联系最为紧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就是要从群众希望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不断提升基层审判工作水平和公信力。
4、基层基础建设的目标任务。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以审判工作为中心、队伍建设为根本、物质装备为保障”，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使基层执法办案水平明显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明显增强，法院和法官形象明显改观，物质保障工作明显进步，科技支撑力度明显加大，制度机制活力明显提升，切实发挥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5、基层基础建设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落脚点，确保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坚持科学发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自力更生与社会协同、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接受监督。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观念，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
二、立足新形势变化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基层基础建设，审判工作是中心。要立足新形势变化，务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只有“将矛盾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才能建立起“基层稳、天下安”的和谐社会。
6、进一步提高民生审判质量。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及房贷等政策变化对民生的影响，依法妥善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等领域的纠纷，注重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着力解决群体性矛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认真研究“三农”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有效化解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农产品买卖、农村土地承包等纠纷，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审慎处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案件，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被拆迁人合法权益。
7、进一步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完善功能设置，规范工作制度，努力把立案信访窗口建成“为民之窗、文明之窗、和谐之窗、公信之窗”。巩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当事人立案不便困难。更加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制度功能，做好小额案件速裁机制试点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工作力度，让人民群众行使诉权更加便捷，实现权益更加及时，感受司法公正高效更加真切。
8、进一步发挥人民陪审优势。注重吸收不同行业、性别、年龄、专业人员，确保人民陪审员队伍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群众性。加强日常管理，健全人民陪审员各项工作程序及考评激励等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随机抽取”工作机制，更好实现司法民主。加强岗前及履职培训，着力提高人民陪审员参审能力。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熟悉群众、代表群众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引导当事人尊重和自觉履行生效裁判，不断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
9、进一步规范人民法庭设置。按照“三个面向”和“两便”要求，坚持科学、务实、效能原则，结合东中西部地区审判工作实际需要，科学规划好人民法庭恢复、新建和调整工作。在所辖乡镇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及原有法庭服务半径过大、区域内经济活动较频繁、受理案件较多的地区，新建或恢复设立人民法庭。对辖区交通便利或者受理案件量较少等设置必要性不高的人民法庭，应及时予以调整。
10、进一步扩大巡回审判效应。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切实增强巡回审判的针对性，努力追求巡回审判的高质量和高效率。采取多种形式，依托巡回审判开展延伸服务，推动巡回审判向纵深发展，拓展审判工作的辐射效应，努力提供快捷、亲民和全方位的司法服务。
11、进一步创新审判管理。坚持服务审判理念，确立有利于审判工作良性发展的管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和激发审判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审判规律，科学设计考核指标，注意对案件的类型化、差别化管理, 正确评估统计数据与审判业绩的关系。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实现案件繁简分流，优化部门职责分工。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要设立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也可由审判监督庭承担审判管理职能。
12、进一步拓展对下监督指导。将做好、做实对基层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作为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完善问题的发现、反馈、分析和解决机制；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机制。着力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综合利用适用法律疑难问题请示、审级监督、发改案件通报分析以及典型案例指导等制度，拓宽监督指导途径，不断增强监督指导的针对性、时效性、规范性和权威性。下大气力解决个案指导多、类型案件总结少，事后监督多、事前指导少等问题。
13、进一步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准确理解和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基本精神，正确处理调判关系，充分发挥调判组合优势。准确把握运用调判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依照法律可以调解、根据案情能够调解或者按照矛盾冲突特点调解处理效果更好的，要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依法不能调解、根据案情不宜调解或者以判决方式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应当选择判决方式。不能脱离实际设定调解率指标或者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以拖促调，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以自动履行率为重要标准，完善真实反映调解工作效果的考评机制，更好发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的功能。
14、进一步推进“大调解”工作机制。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积极推广诉调对接中心建设，做好诉前调解工作。按照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的要求，采取集中培训系统指导、巡回办案实时指导、庭审旁听观摩指导、典型案例重点指导等多种形式，促进人民调解化解纠纷能力提高。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规范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更大发展。把握好人民法院在“大调解”格局中的定位，充分发挥司法的引导、保障、推动作用，既要保持司法活动独立性和终局性，也要加强与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职责定位明确、程序衔接畅通的社会矛盾化解合力。
三、围绕新形势要求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基层基础建设，队伍建设是根本。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基层队伍，是实现基层基础建设目标任务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15、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高度重视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党建工作，认真整顿组织不健全及软弱涣散等问题，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强化基层党员教育管理，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扎实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注重培养、树立、宣传基层优秀党员典型事迹，激发广大基层干警工作热情和干劲。完善党员管理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加大违法违纪党员处罚惩戒力度，增强警示教育震撼力和实效性。
16、进一步抓好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干部协管职责，严把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任职考察关。通过专题培训、司法巡查、届中考察以及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加大对基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力度。探索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基层领导干部调整、交流、使用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健全、完善后备干部调整、培养和使用等制度，为基层干部成长创造条件，提供有效组织人事制度保障。
17、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全面传承、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把增强群众观念和感情、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密切联系群众贯穿于基层队伍建设始终。深入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坚持求真务实作风，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最大限度避免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等现象发生。不断拓宽联系渠道及时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开展人民满意法院、法官创建活动。严格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的规定，以规范文明司法为核心，完善符合基层实际的行为准则规范体系。
18、进一步促进司法廉洁。结合基层实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继续开展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反面典型警示教育，探索反腐倡廉工作新路子，督促广大干警廉洁自律。认真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严禁”规定，健全网络举报受理、违纪线索核查、重大案件督办等工作机制，完善对查办案件工作的评价制度和问责制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推行廉政监察员制度，健全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配齐、配强纪检监察人员，构建符合基层审判工作规律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19、进一步增强司法能力。全面贯彻落实“一个目标、两个转变、三个倡导”教育培训工作方针，构建多形式、全覆盖的基层队伍全员培训体系和网络。紧扣基层实践需求，不断创新培训内容与形式，把会做、善做群众工作，掌握化解矛盾纠纷的本领，以及突发紧急事件处置、舆情掌控及应对等纳入基层法官和法院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必修内容。抓好基层法官轮训工作，建立人民法庭庭长定期轮训制度。组织、倡导、鼓励资深优秀法官开展审判专题巡回讲座、司法经验交流等活动。健全东西部地区人才对口支援机制，注重培养、锻炼基层一线青年法官，完善新进人员到基层一线岗位锻炼制度。
20、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动建立并实施法官职务序列及其配套政策，适当提高基层法官职数比例。适当提高基层办案人员岗位津贴标准，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法官（法警）特别补助金、慰问金工作程序与效率。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审判工作特点的法官工资、退休和其他津补贴制度。关心基层干警生活，着力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带薪休假、定期身心检查等制度，倡导健康生活情趣，培养理性心态，增强“抗压”能力。
21、进一步解决案多人少矛盾和法官短缺问题。完善省级统一招录政策，坚持开展选调生工作，努力拓宽法官来源范围渠道。规范、加强编制管理、使用和督查，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办案人员分编倾斜政策和原则，推动建立适应审判工作发展要求的编制增补机制。加大中央关于解决提前离岗离职政策的执行、督查力度，优化队伍结构，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减少并杜绝审判资源浪费。积极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改进司法考试办法、完善司法考试政策。扩大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试点范围，直接、快速、有效解决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法官短缺问题。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定旨在吸引本地人才的招录政策，引导、鼓励、支持熟悉民族语言、适应当地环境的优秀少数民族和本地汉族人才充实法官队伍。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养力度，积极研究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基地。
22、进一步实施基层人才聚集发展战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基层工作方针和人才工作规划，制定并实施基层聚才工程规划，出台基层聚才倾斜政策，完善基层聚才保障机制。注重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形成优秀人才向基层聚集，优秀干部从基层产生、成长和锻炼的人才工作新格局。逐步建立并完善法官择优遴选制度和有利于基层干警成长的选拔机制，努力拓展基层干警职业发展空间。到2012年，省级以上人民法院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应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中考录。有效解决“不愿去、出不来、留不住”问题，把人民法庭作为培养、锻炼、选拔法院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重要基地。
四、适应新形势发展大力提升物质装备保障水平
基层基础建设，物质装备是保障。大力推进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理顺上下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的相互关系，增强上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经费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业务装备配备、信息化建设和司法鉴定等方面的管理责任，充分发挥服务审判职能作用。
23、进一步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按照财政部《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各项要求，深化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在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增强地方保障能力和水平，使基层真正享受到改革成果。最高人民法院继续积极协调中央财政和国家发改委对法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与省级财政和发展改革部门的沟通协商，争取省级配套资金足额到位，积极主动参与研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配合省财政部门建立基层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基层人民法院努力做好与本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工作，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切实落实地方经费保障责任，抓好人民陪审员、聘用人员等经费预算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保证各项经费开支。上级人民法院应会同财政部门加大对基层经费保障情况和经费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指导，避免抵顶经费、减少本级投入等问题发生。
24、进一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以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投资保障机制的意见》为指导，依据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审判法庭、人民法庭建设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做好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协调地方政府按照政策要求划拨建设用地，落实配套条件和资金，减免相关规费。尽快完成立案信访窗口和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建设，以及立案信访窗口和人民法庭统一标识工作。有建设任务的法院要切实加强建设资金管理和建设成本控制，避免形成新的债务。积极推动中央、省级和本级三级政府分项目、分年度、分比例负担方式化解基本建设历史债务。
25、进一步提升业务装备配备水平。认真执行《基层人民法院基本业务装备配备指导标准（试行）》，着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建设。高级人民法院应会同省级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以国家标准为基本要求，制定本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配备实施标准，并根据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和法院工作重点，制定本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配备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求，科学规划，加快装备更新，尽快实现审判法庭专业设备、审判文书印刷设备、法警单警装备、档案存储设备以及业务交通工具标准化配置。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安全设施建设，尽快按标准和需求配备安全保卫装备。
26、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建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决定》要求，以“天平工程”项目建设为契机，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快“科技法庭”等硬件设施建设同时，重点建设覆盖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的局域网络，全面应用司法审判信息管理系统，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将案件诉讼材料同步数字化录入，形成完整的电子档案，推进信息化在流程管理、质量评估、绩效考核、远程审判等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推广远程立案申诉、电子签章、公众信息查询、公众网站等司法便民措施。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努力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
27、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职能作用。充分认识司法鉴定管理工作重要性，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各项管理规定，规范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和鉴定工作，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审核工作。加强司法技术辅助人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司法鉴定管理人员业务能力。
各级人民法院务必站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刻理解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及时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工作规划和落实意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对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注意认真分析研究成因与对策，必要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一、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判定
执行和解的核心是执行和解协议。所谓和解协议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内容达成的合意，是执行当事人对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所做的处分。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从法理上讲，和解协议是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就如何履行其债权债务在原法律文书的基础上而订立的一种合同。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双方都应当信守承诺，不得违反。但是，和解协议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而是一种特别的民事合同。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一般法理，和解协议应当优先适用民事诉讼法及其它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执行和解的相关规定。然而执行和解的效力由谁判定，如何判定，在执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1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6条第2款规定：“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依据上述规定，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执行法院对和解协议不应进行审查：该观点认为，执行和解不同于审判中的调解。对执行和解来说，不需要人民法院介入，只要当事人双方就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履行达成合意即可。
笔者认为，由于和解协议对于执行程序的实质性影响，加上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或者胁迫情况下达成的和解协议，可以随时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为了避免执行程序的拖延与司法资源无谓浪费，执行法院不但应当进行审查，而且这种审查还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进行形式审查，也要进行实质审查。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是否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经审查执行和解协议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要向当事人说明和解协议无效，案件执行程序继续进行。
二是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具备履行和解协议的条件，是否存在被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拖延执行逃避执行的可能。
三是审查双方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是否存在危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等。
具体做法是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要责令被执行人说明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和条件。被执行人不能说明其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又不能提供执行担保的，法院不认可和解协议的效力，执行程序不停止。法院审查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要记入笔录。审查的内容包括执行和解主体是否适格、和解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和解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等。意即执行和解作为执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当合法有效。和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是执行和解成立的前提。执行和解的成立必须符合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所谓自愿原则，是指执行和解的合意应当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愿，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法原则是指执行和解协议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否则，和解协议应被确认为无效。其次，执行中和解虽然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合意，却并不意味着法院不起任何作用。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附条件、有限制的，在肯定执行和解的效力后，还需要进一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才能使执行和解发挥其功效。因此，确立法官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实质审查权，是确认执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是执行和解过程走出“无用功”怪圈的必然选择。
二、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应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有学者指出：既然和解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未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即应赋予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同等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和解协议，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倘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没有这种法律上的约束力，那么，规定执行和解制度是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结合司法实践，笔者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应当考虑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理由如下：
从现行有关执行和解的法律规定来看，既然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了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有和解的权利，就理应尊重当事人行使和解权利的结果，即尊重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否则，第230条之规定就会前后不一致，当事人的和解权利也因此失去它应有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特别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266条的规定更显其前后不符、自相矛盾之弊端。如“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从整个执行程序的完整性来看，该规定说明人民法院执行根据的前后不一致。因为“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显然意味着人民法院只是对没有履行的部分是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根据去执行的，那对已经履行的部分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呢？如果是以和解协议为执行的根据，则人民法院前后执行的根据不一致，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同时因为和解协议无强制执行的效力，也容易造成一些案件实际执行中的难度。如在某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变更了原判决确定的法律义务关系，将原判决中“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房屋补偿款八万元，住房一套归被执行人所有”的主文，经过双方自愿协商，房子归申请人所有，由申请人支付被执行人五万元。但在实际履行中申请人要求支付案款，被执行人却不按照和解协议交付房屋，导致和解协议无法履行，而被执行人又没有足够能力支付原判决的八万元，亦只有一套住房，执行和解协议又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按照相关司法解释无法强制拍卖，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执行实际，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和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使其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建议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第2款修改为：“……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或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
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法院应否解除强制执行措施
在执行工作中，当事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后，基于此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在和解协议达成后、未履行完毕前，执行法院对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应如何处理？目前理论上和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为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法院应继续保持查封、扣押、冻结原状，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另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是当事人为了结束执行程序，自愿协商解决纠纷。所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就应当终止执行活动，强制执行措施应当停止，已采取的强制措施也应该撤销。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具有内在的矛盾。在下列情况下，执行程序因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而终结，即执行和解具有终结执行程序的效力；申请执行人在和解协议中放弃全部未实现权利的；和解协议即时履行完毕的。除此之外，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中止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那么，执行法院继续查封、冻结、扣押被执行人的财产在理论上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存在着冲突。第二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它是建立在执行和解是全面和解和完全和解这一假设之上的，忽略了执行和解的多样性。在执行实务中，真正全面完全和解的只在部分案件中得以实现，对这类案件终结执行程序，停止和撤销强制执行措施是应当的。多数执行和解协议是延长履行义务的期限或变更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或履行方式，这只可以使执行程序中止，但并不能使执行程序必然终结，因为不少和解协议最终不能履行，需要恢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停止或撤销全部强制措施，将可能导致案件恢复执行后难以执行甚至最终无法执行，损害申请人权益，增加法院执行成本。还有一部分和解协议只是变更了原法律文书的部分内容，对未变更的部分还要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为了有效地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来处理执行和解前的强制执行措施。首先，既然是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那么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处理进行了约定，那么就依其约定。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遵循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把执行和解前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和执行和解较好地结合起来。总的原则是依具体案情，只要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一般都应当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但执行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执行法院将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由双方当事人自愿对财产进行控制，行使权利，如办理抵押、质押等，使前一阶段的强制执行措施与达成和解协议的履行有效地衔接起来。但如果停止或撤销强制措施可能给今后恢复执行造成困难的，就不应撤销这些强制措施，并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除非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有效担保。这样，既可以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不违背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减轻执行人员的工作负担，避免因继续采取强制措施所引起的财产失控等后果。
四、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和期限
民诉法第230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规定了三种恢复执行的情形，其中前两种情形是本次修改民诉法新增加内容。对此，笔者认为，民诉法并没有规定此二种情形中提出恢复申请的时间期限，因此可能出现执行和解履行完毕结案而与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相冲突等的问题，故此，笔者认为，在没有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况下，针对二种情形应当更严格的掌握恢复执行的条件，避免申请执行人借口受到欺诈或者胁迫而谋求不正当利益。
第三种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形是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和解协议履行期限届满后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才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即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是严格限定的。在履行期间内，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强制执行的，执行法院将不予准许。这样，和解协议生效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隐匿财产，另一方当事人却无权申请恢复强制执行，这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显失公平，也会使恢复执行后的执行工作陷于被动。对此，建议借鉴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细化申请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条件，以利于实践中的操作。如规定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以及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恢复执行。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被执行人借和解协议之机蒙骗申请人、逃避法律责任，同时对促进被执行人履行债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民诉法修改前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个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当事人自行缓解矛盾的方式。在实践中，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在他们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执行人员应该告知他们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按照执行和解确定的方式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内提出申请，要求恢复对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告知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恢复原审法律文书的执行，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才能启动，法院不会、也不能依职权强行恢复。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被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且执行申请人没有在法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执行期限内申请执行，那么，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还是可以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个案的答复中已经开始明确和解协议的可诉性，即权利人可以持执行和解协议，在不超过诉讼时效的期限内，另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河北省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
基层基础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根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是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为适应新形势需要，现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近年来，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有了长足发展，队伍执法水平和能力有了较大提高，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有了较大改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问题与表象问题、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矛盾特别是涉及民生各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将更加复杂，高发、多发态势将更加严峻。化解社会矛盾，重点在基层；推进社会管理，难点在基层；确保公正廉洁执法，关键在基层。处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前沿的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面临的考验将更加严峻，遇到的问题将更加复杂，承担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1、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有效保障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必然要求。基层人民法院是基层人民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对于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法治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顺利推进司法审判事业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人民法院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基层来落实。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是提升人民法院整体工作水平的重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只有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才能保证人民法院充分履行职能，切实促进司法审判事业科学发展。
3、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期待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90%左右的案件在基层。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直接、联系最为紧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就是要从群众希望的地方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不断提升基层审判工作水平和公信力。
4、基层基础建设的目标任务。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 “以审判工作为中心、队伍建设为根本、物质装备为保障”，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使基层执法办案水平明显提高，化解社会矛盾能力明显增强，法院和法官形象明显改观，物质保障工作明显进步，科技支撑力度明显加大，制度机制活力明显提升，切实发挥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人民法庭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5、基层基础建设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落脚点，确保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坚持科学发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全面发展与重点突破、自力更生与社会协同、规模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努力推动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坚持接受监督。牢固树立自觉接受监督观念，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工作。
二、立足新形势变化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基层基础建设，审判工作是中心。要立足新形势变化，务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方面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只有“将矛盾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才能建立起“基层稳、天下安”的和谐社会。
6、进一步提高民生审判质量。密切关注物价上涨及房贷等政策变化对民生的影响，依法妥善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等领域的纠纷，注重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着力解决群体性矛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认真研究“三农”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有效化解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农产品买卖、农村土地承包等纠纷，保护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审慎处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案件，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被拆迁人合法权益。
7、进一步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完善功能设置，规范工作制度，努力把立案信访窗口建成“为民之窗、文明之窗、和谐之窗、公信之窗”。巩固和完善人民法庭直接立案工作机制，着力解决当事人立案不便困难。更加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制度功能，做好小额案件速裁机制试点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工作力度，让人民群众行使诉权更加便捷，实现权益更加及时，感受司法公正高效更加真切。
8、进一步发挥人民陪审优势。注重吸收不同行业、性别、年龄、专业人员，确保人民陪审员队伍的广泛性、代表性和群众性。加强日常管理，健全人民陪审员各项工作程序及考评激励等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随机抽取”工作机制，更好实现司法民主。加强岗前及履职培训，着力提高人民陪审员参审能力。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熟悉群众、代表群众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引导当事人尊重和自觉履行生效裁判，不断提高司法裁判公信力。
9、进一步规范人民法庭设置。按照“三个面向”和“两便”要求，坚持科学、务实、效能原则，结合东中西部地区审判工作实际需要，科学规划好人民法庭恢复、新建和调整工作。在所辖乡镇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及原有法庭服务半径过大、区域内经济活动较频繁、受理案件较多的地区，新建或恢复设立人民法庭。对辖区交通便利或者受理案件量较少等设置必要性不高的人民法庭，应及时予以调整。
10、进一步扩大巡回审判效应。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意见》，切实增强巡回审判的针对性，努力追求巡回审判的高质量和高效率。采取多种形式，依托巡回审判开展延伸服务，推动巡回审判向纵深发展，拓展审判工作的辐射效应，努力提供快捷、亲民和全方位的司法服务。
11、进一步创新审判管理。坚持服务审判理念，确立有利于审判工作良性发展的管理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和激发审判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审判规律，科学设计考核指标，注意对案件的类型化、差别化管理, 正确评估统计数据与审判业绩的关系。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实现案件繁简分流，优化部门职责分工。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要设立审判管理专门机构，也可由审判监督庭承担审判管理职能。
12、进一步拓展对下监督指导。将做好、做实对基层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作为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完善问题的发现、反馈、分析和解决机制；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机制。着力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综合利用适用法律疑难问题请示、审级监督、发改案件通报分析以及典型案例指导等制度，拓宽监督指导途径，不断增强监督指导的针对性、时效性、规范性和权威性。下大气力解决个案指导多、类型案件总结少，事后监督多、事前指导少等问题。
13、进一步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准确理解和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基本精神，正确处理调判关系，充分发挥调判组合优势。准确把握运用调判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依照法律可以调解、根据案情能够调解或者按照矛盾冲突特点调解处理效果更好的，要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依法不能调解、根据案情不宜调解或者以判决方式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应当选择判决方式。不能脱离实际设定调解率指标或者违背当事人意愿强调硬调、以拖促调，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以自动履行率为重要标准，完善真实反映调解工作效果的考评机制，更好发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的功能。
14、进一步推进“大调解”工作机制。创新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积极推广诉调对接中心建设，做好诉前调解工作。按照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的要求，采取集中培训系统指导、巡回办案实时指导、庭审旁听观摩指导、典型案例重点指导等多种形式，促进人民调解化解纠纷能力提高。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规范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更大发展。把握好人民法院在“大调解”格局中的定位，充分发挥司法的引导、保障、推动作用，既要保持司法活动独立性和终局性，也要加强与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职责定位明确、程序衔接畅通的社会矛盾化解合力。
三、围绕新形势要求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基层基础建设，队伍建设是根本。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一心为民、公正廉洁的基层队伍，是实现基层基础建设目标任务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15、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高度重视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党建工作，认真整顿组织不健全及软弱涣散等问题，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全面强化基层党员教育管理，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扎实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注重培养、树立、宣传基层优秀党员典型事迹，激发广大基层干警工作热情和干劲。完善党员管理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加大违法违纪党员处罚惩戒力度，增强警示教育震撼力和实效性。
16、进一步抓好领导班子建设。认真履行干部协管职责，严把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任职考察关。通过专题培训、司法巡查、届中考察以及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加大对基层人民法院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力度。探索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基层领导干部调整、交流、使用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健全、完善后备干部调整、培养和使用等制度，为基层干部成长创造条件，提供有效组织人事制度保障。
17、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全面传承、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把增强群众观念和感情、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密切联系群众贯穿于基层队伍建设始终。深入开展群众观点大讨论，坚持求真务实作风，有针对性地开展自查自纠，最大限度避免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等现象发生。不断拓宽联系渠道及时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开展人民满意法院、法官创建活动。严格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的规定，以规范文明司法为核心，完善符合基层实际的行为准则规范体系。
18、进一步促进司法廉洁。结合基层实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继续开展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反面典型警示教育，探索反腐倡廉工作新路子，督促广大干警廉洁自律。认真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严禁”规定，健全网络举报受理、违纪线索核查、重大案件督办等工作机制，完善对查办案件工作的评价制度和问责制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切实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推行廉政监察员制度，健全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配齐、配强纪检监察人员，构建符合基层审判工作规律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19、进一步增强司法能力。全面贯彻落实“一个目标、两个转变、三个倡导”教育培训工作方针，构建多形式、全覆盖的基层队伍全员培训体系和网络。紧扣基层实践需求，不断创新培训内容与形式，把会做、善做群众工作，掌握化解矛盾纠纷的本领，以及突发紧急事件处置、舆情掌控及应对等纳入基层法官和法院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必修内容。抓好基层法官轮训工作，建立人民法庭庭长定期轮训制度。组织、倡导、鼓励资深优秀法官开展审判专题巡回讲座、司法经验交流等活动。健全东西部地区人才对口支援机制，注重培养、锻炼基层一线青年法官，完善新进人员到基层一线岗位锻炼制度。
20、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动建立并实施法官职务序列及其配套政策，适当提高基层法官职数比例。适当提高基层办案人员岗位津贴标准，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法官（法警）特别补助金、慰问金工作程序与效率。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审判工作特点的法官工资、退休和其他津补贴制度。关心基层干警生活，着力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带薪休假、定期身心检查等制度，倡导健康生活情趣，培养理性心态，增强“抗压”能力。
21、进一步解决案多人少矛盾和法官短缺问题。完善省级统一招录政策，坚持开展选调生工作，努力拓宽法官来源范围渠道。规范、加强编制管理、使用和督查，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办案人员分编倾斜政策和原则，推动建立适应审判工作发展要求的编制增补机制。加大中央关于解决提前离岗离职政策的执行、督查力度，优化队伍结构，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减少并杜绝审判资源浪费。积极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改进司法考试办法、完善司法考试政策。扩大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试点范围，直接、快速、有效解决西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法官短缺问题。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制定旨在吸引本地人才的招录政策，引导、鼓励、支持熟悉民族语言、适应当地环境的优秀少数民族和本地汉族人才充实法官队伍。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养力度，积极研究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基地。
22、进一步实施基层人才聚集发展战略。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基层工作方针和人才工作规划，制定并实施基层聚才工程规划，出台基层聚才倾斜政策，完善基层聚才保障机制。注重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形成优秀人才向基层聚集，优秀干部从基层产生、成长和锻炼的人才工作新格局。逐步建立并完善法官择优遴选制度和有利于基层干警成长的选拔机制，努力拓展基层干警职业发展空间。到2012年，省级以上人民法院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均应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中考录。有效解决“不愿去、出不来、留不住”问题，把人民法庭作为培养、锻炼、选拔法院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的重要基地。
四、适应新形势发展大力提升物质装备保障水平
基层基础建设，物质装备是保障。大力推进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理顺上下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的相互关系，增强上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在经费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业务装备配备、信息化建设和司法鉴定等方面的管理责任，充分发挥服务审判职能作用。
23、进一步加大经费保障力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按照财政部《政法经费分类保障办法（试行）》各项要求，深化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在中央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增强地方保障能力和水平，使基层真正享受到改革成果。最高人民法院继续积极协调中央财政和国家发改委对法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高级人民法院加强与省级财政和发展改革部门的沟通协商，争取省级配套资金足额到位，积极主动参与研究制定资金分配方案，配合省财政部门建立基层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基层人民法院努力做好与本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工作，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切实落实地方经费保障责任，抓好人民陪审员、聘用人员等经费预算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保证各项经费开支。上级人民法院应会同财政部门加大对基层经费保障情况和经费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指导，避免抵顶经费、减少本级投入等问题发生。
24、进一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以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投资保障机制的意见》为指导，依据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审判法庭、人民法庭建设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做好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协调地方政府按照政策要求划拨建设用地，落实配套条件和资金，减免相关规费。尽快完成立案信访窗口和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建设，以及立案信访窗口和人民法庭统一标识工作。有建设任务的法院要切实加强建设资金管理和建设成本控制，避免形成新的债务。积极推动中央、省级和本级三级政府分项目、分年度、分比例负担方式化解基本建设历史债务。
25、进一步提升业务装备配备水平。认真执行《基层人民法院基本业务装备配备指导标准（试行）》，着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建设。高级人民法院应会同省级财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以国家标准为基本要求，制定本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配备实施标准，并根据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和法院工作重点，制定本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业务装备配备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基层人民法院要根据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求，科学规划，加快装备更新，尽快实现审判法庭专业设备、审判文书印刷设备、法警单警装备、档案存储设备以及业务交通工具标准化配置。高度重视人民法庭安全设施建设，尽快按标准和需求配备安全保卫装备。
26、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建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的决定》要求，以“天平工程”项目建设为契机，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快“科技法庭”等硬件设施建设同时，重点建设覆盖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的局域网络，全面应用司法审判信息管理系统，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和相关配套设施等。将案件诉讼材料同步数字化录入，形成完整的电子档案，推进信息化在流程管理、质量评估、绩效考核、远程审判等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推广远程立案申诉、电子签章、公众信息查询、公众网站等司法便民措施。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努力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
27、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职能作用。充分认识司法鉴定管理工作重要性，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各项管理规定，规范对外委托评估、拍卖和鉴定工作，有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开展技术咨询和技术审核工作。加强司法技术辅助人员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司法鉴定管理人员业务能力。
各级人民法院务必站在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高度，充分认识、深刻理解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及时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具体工作规划和落实意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基层基础建设。对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注意认真分析研究成因与对策，必要时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