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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九部门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


教高〔2003〕10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1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关于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办发〔2002〕47号）的要求，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产业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国专家局就加快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 我国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方针，加快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对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优化经济结构，缩小与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差距，具有重大意义。促进软件产业快速发展，关键是人才。

　　加快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就要努力造就一批进入国际前沿、掌握关键技术、擅长顶层设计的技术带头人；培养一批具备不同专业背景、有市场观念的开发管理、工程管理和软件经营等复合型软件人才；形成一支有相当规模和质量、从事软件开发与应用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我国软件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和水平基本适应国家软件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我国软件产业的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到2005年，基本实现软件专业技术人才达到80万，人才结构得到优化的发展目标。

　　通过创新机制，完善政策，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软件人才资源开发的质量和水平，充分挖掘我国软件人才资源潜力。要加强软件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设，积极办好示范性软件学院和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改革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和支持软件人才培养与培训，初步形成功能齐全的培养培训体系；要探索建立软件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断提高我国软件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要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力引进国外优秀软件人才和智力资源；要鼓励和促进各类软件人才以多种形式创办软件企业。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形成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发展的新机制。

　　二、 加快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主要措施

　　1．构建功能配套的软件人才培养培训体系。这一体系有两条主线：一条是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计算机教育，是软件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要鼓励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加快对现有计算机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加强非计算机专业的信息技术教育，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各类软件人才。另一条是为了适应当前对软件人才的大规模急需，加快软件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加紧建设和发展示范性软件学院和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并以此为依托建立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基地、软件人才培训中心，同时大力推进软件企业的继续教育等。示范性软件学院要加强培养以软件工程学士学位、第二学士学位、工程硕士学位为主体的软件人才；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重在培养面向软件生产、信息服务第一线所需的具有良好实践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基地主要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的软件人才；软件人才培训中心是面向社会培训软件实用新技术的机构；软件企业继续教育是以所任岗位工作为起点的职业教育，要强调实用性、先进性和连续性。上述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有机地衔接起来，努力形成功能配套、结构合理、管理科学的软件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充分发挥各种教育资源的作用。

　　2．实施全球化软件人才战略。软件产业是国际化的产业。新一轮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更好地利用全球人才资源、进入国际市场、实施软件人才全球化战略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要不断改善和规范产业发展环境，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从事软件行业的基础、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鼓励国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软件企业举办国际交流活动，与境外开展多方位的合作，提高软件研究开发、应用、管理的水平和层次；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软件开发中心，联合培养高级软件人才；鼓励有条件的境内企业在国外设立软件研发机构，吸引优秀人才参与软件开发工作。建立国家重要软件人才安全管理工作体制，加强软件人才保护。

　　3．加快建立软件专业技术人员和软件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逐步建立软件专业技术人员和软件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标准体系，编制软件专业技术岗位目录。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产业部和有关部门将根据软件产业的发展需要，逐步在软件研究开发、应用和管理的重点关键技术岗位进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试点，并逐步建立软件教育培训机构认证制度。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适应软件产业特点的、分类的人才管理制度，鼓励和引导更多有才能的人员投身软件专业技术工作，不断促进和提高软件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产业部和有关部门将根据软件产业技能岗位的需要，研究建立软件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开展软件技能岗位职业资格证书试点工作。鼓励全社会符合条件的软件人才和软件企业员工、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示范性软件学院和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各类学生参加对应级别的国家软件专业技术人员和软件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积极开展国际间软件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交流与合作工作，大力推进国际间软件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互认。逐步规范境外各类软件人才职业性考试在我国的代理活动。

　　4．推进软件人才培养的产学研结合。软件企业既是人才需求的始点，又是人才应用的重点，高等学校培养的软件人才、科研单位的软件成果，最终要通过企业转化为生产力。要加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软件企业的紧密合作，努力促进软件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鼓励软件企业（含软件园）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建立软件教育实习基地或软件人才培训基地，开展软件教育和服务工作。鼓励软件企业通过重大科研项目，与相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联合攻关，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培养优秀软件人才。高等学校和软件教育培训机构要重视并加强针对国产软件使用的培训工作。

　　5．鼓励全社会支持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软件作为信息化的枢纽，是加快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带动型产业，全社会高度关注。地方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制定推动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中，要逐步将计算机应用能力纳入考核范围。要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促进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中的作用。软件行业协会等要根据我国软件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从行业的角度，综合分析软件行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结构和数量，为各级各类软件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决策咨询意见。

　　三、为加强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1．多方筹措资金，加强软件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拓宽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投入渠道，鼓励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增加投入，用于制订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规划；支持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基地建设；建设示范性软件学院和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加快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建立软件人才数据库等。每年从国家用于发展软件产业的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共同安排专项经费，支持高层次软件专业技术人员出国参与国际合作、进修、培训、攻读学位，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办软件企业，聘请外国软件专家来华讲学和工作，引进国外先进的软件教育或培训课程。

　　2．进一步落实国家制定的有关教育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示范性软件学院、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在建设用地、贷款和税收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对相关建设用地按现行政策免征耕地占用税，学校承受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按现行政策免征契税。经认定的软件企业中人员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国内企业、个人按规定程序捐赠给教育部门直接举办的学校并用于软件人才培养的软硬件产品和资金，可按税法规定的比例在税前扣除。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示范性软件学院、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参与认定软件企业软件产品设计与开发，企业因此发生的相关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对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进口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按照《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国外和国内的企业对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的投资与合作项目进口设备减免税问题，按《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执行。

　　3．不断完善吸引人才政策。在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和软件企业设立软件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和企业工作站，逐步扩大在站人数和规模，构建我国软件人才的高地。大力吸引国内外软件人才在国内创办软件企业，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可给予一定的资金信贷扶持，在注册登记、人员流动等方面简化手续，提供方便快捷服务。国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创办软件企业的，在人员流动上可适当放宽条件，当地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可为其进行人事档案保管及其他人事代理服务。对海外留学人员和外籍人员在国内创办软件企业的，应享受国家对软件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对调入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工作的系统分析员和软件工程师，有关部门应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子女入学和家属就业等方面提供及时有效服务。对高中级软件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适当延长有效期限，方便我国软件人才参加国际交流。

　　四、加强对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工作的组织和指导

　　政府各级有关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列入议事日程，摆上突出位置。同时，还要规范软件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权限，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审批权限，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展相应的批准或备案工作。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积极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优势，充分发挥各部门在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要重视软件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规章、制度的配套建设，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要重视软件教育培训专家组织的建设，以加强对软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研究和指导。
双
斡旋受贿罪的独立性研究

张连华 闻静
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院 上海市 200042


内容提要：斡旋受贿罪在现行刑法中是作为受贿罪的第三款出现的，在我国刑法上并不是独立的罪名。但笔者认为，从斡旋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结合日本刑法理论的研究来看，与受贿罪相比，该罪是具有其独立性的。
关键词：斡旋公务受贿罪 受贿罪 独立性 日本刑法
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对此种行为，理论上有称斡旋受贿罪的，也有称间接受贿罪的。我们认为，该罪与受贿罪相比较，具有它的独立性的。在刑法中应当设立独立的罪名，即斡旋受贿罪。
一、日本刑法对斡旋受贿罪的规定与理论上的研究
通过比较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刑法可以看出，日本刑法至今发生很大变化。尤其在分则中变化最大、最为复杂的就是贿赂罪的有关规定。日本刑法原先规定的贿赂罪，仅含刑法第197条的单纯公务受贿罪、加重公务受贿罪和第198条的公务行贿罪。1947年，经对第197条修改，增加了受托公务受贿罪和事前公务受贿罪、第三者受贿罪、事后公务受贿罪四个罪名。1958年，新增了斡旋受贿和斡旋行贿两罪，完善了没收、追缴贿赂的有关规定。1980年，提高了斡旋受贿等罪的法定刑。在特别法中，又对贿赂罪的主体作了扩大。日本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这些细化规定，一方面适应了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标志着基于判例积累而在立法日渐成熟；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学术界对贿赂罪研究的日益深化的结果。
目前对于斡旋受贿罪侵犯哪方面的法益，在日本刑法理论上依然存在分歧。1958年，日本刑法新增加了斡旋公务受贿罪后，由于刑法规范对贿赂行为干预的范围拓宽，继而理论上又有了新的突破，目前多数学者主张贿赂罪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社会对公务员职务公正性的信赖，因为依照法条理解，斡旋受贿是公务员接受请托，通过对别的公务员进行斡旋，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作为对其本人斡旋行为的报酬。但由于被斡旋的公务员未必受到贿赂的收买，“不可收买说”解释本罪时便显得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有的学者批评“不可收买说”不能囊括所有公务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日本学者宫泽浩一在评述各种见解时指出，斡旋其他公务员职务的公务员实施的行为，未必是职务行为。所以，从所有贿赂罪的范围来说，都侵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贿赂罪背叛的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社会对公务员职务公正性的信赖。只有这样解释才是圆满的。总之，公务员的清廉性、公务的纯粹性以及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等，对斡旋受贿的解释都是不完整的。因为在本罪中，即使实施斡旋的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可能成为贿赂所收买的对象，而受斡旋的公务员的职务行为未必是收买的对象。[1]
从法律规定贿赂罪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这一理念出发，多数学者认为，职务行为并不一定局限于公务员本人能直接行使的权限，如果基于本人拥有的上级指挥监督权，由下级实施具体的事务性行为，只要与他职务相关，也可构成贿赂罪。而职务权限的内容，只要是一般性职务权限就足够了，并不要求必须有具体负责某项事务的分工。
因此，斡旋受贿罪被规定为“公务员接受请托，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作为报酬的，处5年以下惩役。”由于公务员除了利用自己职务收受贿赂之外，还将出现利用其地位对别的公务员施加影响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样损害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故增设此条。但本罪的构成要件是相当严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必须是公务员接受请托。理论上认为，如果从可罚性的角度考察，斡旋受贿的主体即使不是公务员，有些人也能凭借其事实上的影响力促使他人的职权行使陷于枉法状态，但立法上仅将本罪主体限于公务员，且不包括仲裁人，可见，本罪在公众对公务活动公正性的信赖之外，还将公务员的廉洁性作为保护法益。另有学说主张，实施斡旋行为的时侯，利用公务员的地位是本罪的必要条件，但是，尽管公务员以私人身份进行斡旋的不构成本罪，但并不要求必须积极利用公务员的地位进行斡旋，才能构成本罪。
第二，必须是斡旋或已经促成别的公务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但是，上级官员在本职范围内，指挥有服从义务的下级官员为不正行为或不为当为行为，则不属本罪。斡旋行为的违法性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还须具备收受、要求、约定贿赂的行为。作为行为对象的贿赂，不是职务的对价，而是斡旋行为的对价，它包括就将来的斡旋行为而约定、要求、收受的贿赂。
可见，日本的斡旋受贿是单独设定为独立的罪名，并加以详细规定，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很深的探讨与研究。[2]
二、斡旋受贿罪的独立性探讨
现行刑法典没有实现罪名的明示化，对罪名问题仍然采用“暗含推理式”的立法方式。因此如何确定第388 条的罪名成为大家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以下内容：（1）该条是否存在独立罪名；（2）如果是独立罪名，应如何科学地加以表述。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条不成立独立罪名，它只是公务受贿罪的补充，理由是：（1）从刑法规定上看， 该条明确规定“以受贿论处”。（2）该条文其犯罪主体、性质、 客体均能含于（公务）受贿罪中，不具有独立成为一个罪名的价值和条件。（3 ）该条文统一定（公务）受贿罪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3]这种意见已被认可。[4]两高司法解释都没有把第388条单列罪名。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文应具有独立的罪名。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合理。界定某一分则条文是否是独立的罪名主要看它有无独立的罪状。在罪状表述中，首要要看是否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凡是具有独立的行为特征或者对象特征的，即使该法条采取援引法定刑，也应认定为一个独立罪名。第388 条规定与第385条规定的公务受贿罪，虽然犯罪主体相同，但行为特征明显不同。前者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犯罪，它是通过第三人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虽然第388条规定“以受贿论处”， 从法理上讲，以某一条文论处是指以某一条文定罪量刑，因而不是一个独立罪名。但从立法情况看， 这一论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笔者认为， 将第388条规定为独立罪名，有利于揭示该犯罪的内容，充分体现国家对这种腐败行为所给予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对于警示国家工作人员，发挥罪名的威慑力等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定间接（公务）受贿罪。[5]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斡旋（公务）受贿罪。
笔者认为，间接公务受贿罪名中“间接”意指“通过第三者发生关系的”，如果单从该罪是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这一要件看，间接公务受贿罪的提法不无道理。但第388条所规定的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 必须是建立在“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一基础上。“斡旋”是居中调解之意。要居中调解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条件。对行为人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从中收受财物，之所以要按犯罪论处，主要不在于有第三人的职务行为，而在于行为人在利用他人职务时是以本人的职权或地位作基础，他拥有某种足以对第三人的处境产生影响的权力或地位，从而对第三人产生压力或控制力。从收受贿赂对象看，行为人是直接的，不存在间接获取的问题。
因此，斡旋受贿犯罪能反映因斡旋而收受贿赂之意，充分体现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符合确定罪名的原则。 而且，日本刑法典第97 条第4 款所规定的犯罪与我国刑法第388条所规定的内容基本吻合，它在明示罪名中使用的是斡旋公务受贿罪，而非间接公务受贿罪，这可供借鉴。
三、斡旋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斡旋公务受贿罪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其具有二个特点：一是行为主体利用的是“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二是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必须是不正当的利益，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的不构成犯罪。在司法实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以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6]
1、从理论上讲，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虽然没有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但是因为其本人职权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能产生一定的非制约作用，其利用这种非制约作用而通过第三人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权利益，而本人向请托人索取贿赂或者收受请托人贿赂。但是，在相当多的场合下或者案件中，判断行为人到底是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还是间接地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某地区行署主管教科文卫的行署副专员，打电话给该地区所辖的某县县委书记，要求该县委书记解决请托人合理正当的请托事项，而本人从中接受请托人的财物。这种情况下，行署副专员究竟是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县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实践中争论很大。这种争论的结论，往往影响到罪与非罪的界限：如果行署副专员给县委书记打电话、要求县委书记为请托人办事，这种行为本身利用的就是副专员职权上的便利，那么其构成公务受贿罪是无疑的；如果把它解释成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所说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那么该副专员的行为就不构成公务受贿罪，因为他和县委书记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不符合斡旋公务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公务受贿罪与斡旋公务受贿罪的界限，最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形。因为在斡旋公务受贿罪中，至少存在两个“国家工作人员”：一个是作为受贿行为人的国家工作人员，另一个是受行为人之托直接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事实上，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的公务受贿罪中，有时也可能存在两个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只不过，公务受贿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不像斡旋公务受贿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那样——只是职权或地位上有影响。在公务受贿罪中，作为受贿行为人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求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不是纯粹基于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是自己本身的职权对该“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具有直接的制约或钳制关系。所以，区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关键，就是看行为人的职权是否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有直接的制约关系、钳制关系。有则是公务受贿罪，无则是斡旋公务受贿罪。上面讲的例子中，行署副专员尽管不是负责该行署的全面工作，但作为县委书记的上级领导，其对县委书记实际上具有直接的制约关系，所以应认定为公务受贿罪。
在斡旋受贿罪中，作为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与直接为请托人谋利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间，存在一定的非制约关系。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只是利用亲友、同事等一般的关系或者通过职务上有制约关系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不能构成斡旋公务受贿罪。例如，某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应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请托，通过民事审判庭庭长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民事审判庭庭长在民事案件中故意枉法裁判为该请托人谋利，而该刑事审判庭庭长从中收取好处费的，对该刑事审判庭庭长不宜以公务受贿罪定罪处罚。因为刑事审判庭庭长对民事审判庭庭长并无职务上的制约作用。
2、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斡旋公务受贿罪的另一重要构成要素。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7]据此规定，不正当利益首先包括非法利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所谓“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利益，究竟如何理解还存在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对“不正当利益”的最好理解，就是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的合法利益。不确定的合法利益，是指当事人谋取的利益虽然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的规定，但是在能否取得、取得多少等方面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国家工作人员斡旋受贿，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这种利益的，便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斡旋公务受贿罪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实施的，而且为他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而公务受贿罪则是直接利用本人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所谋取的利益可以是不正当利益，也可以是正当利益。[8]
因此，通过上述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斡旋公务受贿罪是存在其独立性的。在将来的刑事立法修改中，应该取消“以受贿论处”的表述，代之以斡旋公务受贿罪的独立罪名的规定。

参考文献：
[1] （日）小野清一郎.刑法讲义总论[M]. 287
[2] （日）齐藤金作.刑法总论[M].267
[3] 王祺国.认定间接受贿的两个问题[J].人民检察,1998.(2)
[4] 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高检《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
[5] 刘家琛.新刑法新问题新罪名通释[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1063
[6]苏惠渔.刑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282
[7]参见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附则
[8]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