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批捕的案件是否一律不能判徒刑缓刑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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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批捕的案件是否一律不能判徒刑缓刑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批捕的案件是否一律不能判徒刑缓刑问题的批复
1963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3〕办研字第140号关于不批捕的案件是否一律不能判徒刑缓刑的请示报告已收阅。我们认为，你院对我院1963年3月27日〔63〕法研字第32号关于报请批捕未准移送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等问题的批复理解，是正确的。同意你们对此问题提出的意见。
此复。
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不批捕的案件是否一律不能判徒刑缓刑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你院1963年3月27日〔63〕法研字第32号批复指示：“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是以判处有期徒刑为其前提的，如果不应判处有期徒刑，则前提已不存在，是无从宣告缓刑的。因此，对被告尚未构成犯罪，或者只有轻微犯罪但不够判处有期徒刑，报请州委批捕未准或估计不会批捕的案件，人民法院把他们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就是违法的”。最近我省肖县人民法院请示：是否凡是上级不批捕的案件，都一律不能判处有期徒刑缓刑？他们的理解是：“即使罪该逮捕而又符合缓刑条件的被告，如果上级不批捕是不能宣告缓刑的。因为不批捕，有期徒刑的前提已不存在，就无从宣告缓刑。”我们认为，你院批复中提出的州（地）委不批捕，就不能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案件，所指的乃是无罪和罪轻不够判有期徒刑的案件，不包括有罪应判有期徒刑而又具备缓刑条件的被告。我们还认为，逮捕和判刑是有联系的，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有的被告按罪应负刑事责任，但按政策和实际情况不宜逮捕而又不是非捕不可的，也可以在不批捕的情况下，追究适当的刑事责任。如果按罪该判有徒刑而又具备缓刑条件的，则不论批捕与否，都可以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因此，法院今后对于检察部门不批准逮捕而提交法院判徒刑缓刑的案件，首先应当根据起诉的事实和证据，研究是否构成犯罪，该不该判刑。如果被告行为没有构成犯罪，或者罪行轻微不够判刑，可同检察部门联系商量，请他们撤回起诉，或将案件退给他们；如果检察部门坚持起诉，法院应当在认真审理后，根据事实，依法作出无罪或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如果被告行为构成犯罪，该判有期徒刑，并且具备缓刑条件的，经审理查实后，应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予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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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
一、王法官一案的情况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起诉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起诉，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然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做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做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权予以了救济。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
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监会等
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银发〔2009〕170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银监局、保监局、林业厅（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08〕1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1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精神，积极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具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长期以来，我国林业生产力水平低、林区发展滞后、林农收入增长缓慢，林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集体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确立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利于充分调动和激发农民发展林业生产的内在积极性。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现代林业的战略举措，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农业安全与生态安全，事关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积极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是金融部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强农惠农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当前实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拓宽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改进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意义重大。
二、切实加大对林业发展的有效信贷投入
在已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地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办林权抵押贷款、林农小额信用贷款和林农联保贷款等业务。充分利用财政贴息政策，切实增加林业贴息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覆盖面。对于纳入国家良种补贴的油茶林等林木品种，各金融机构要积极提供信贷支持。稳步推行农户信用评价和林权抵押相结合的免评估、可循环小额信用贷款，扩大林农贷款覆盖面。鼓励开展林业规模化经营，鼓励林农走“家庭合作”式、“股份合作”式、“公司+基地+农户”式等互助合作集约化经营道路，鼓励把对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法人授信和对合作组织成员授信结合起来，探索创新“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担保机构”信贷管理模式与林农小额信用贷款的结合，促进提高林业生产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林业的经济特征、林权证期限、资金用途及风险状况等，合理确定林业贷款的期限，林业贷款期限最长可为10年，具体期限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市场原则合理确定各类林业贷款利率。对于符合贷款条件的林权抵押贷款，其利率一般应低于信用贷款利率；对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小额林农贷款业务，借款人实际承担的利率负担原则上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各级财政要加大贴息力度，充分发挥地方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逐步扩大林业贷款贴息资金规模。
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发挥在林农贷款中的重要作用。农业银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加大林业信贷投入，同时依托“惠农卡”，积极开展符合林业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应利用结算网络完善、网点众多等优势，积极提供银行卡、资金结算、小额存单质押贷款等金融服务项目。其他各国有银行要采取直贷、贷款转让、信贷资金批发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林业贷款业务。其他各商业银行设在林业发达县域内的分支机构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展林业贷款业务。
支持有条件的林业重点县加快推进组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和专业贷款组织通过委托贷款、转贷款、银团贷款、协议转让资金等方式加强林业贷款业务合作，促进林区形成多种金融机构参与的贷款市场体系。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林业重点县的县级分支机构要合理扩大林业信贷管理权限，优化审贷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推广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展面向林区居民和企业的林业金融咨询和相关政策宣传。探索建立村级融资服务协管员制度。
三、引导多元化资金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业发展
鼓励符合条件的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类融资工具，募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鼓励林区从事林业种植、林产品加工且经营业绩好、资信优良的中小企业按市场化原则，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鼓励林区外的各类经济组织以多种形式投资基础性林业项目。凡是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与个人，按法律和政策规定程序受让集体林权，从事规模化林业种植与加工的，资金不足时，均可申请银行信贷支持。鼓励和支持各类投资基金投资林业种植等产业。支持组建林业产业投资基金。
鼓励各类担保机构开办林业融资担保业务，大力推行以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由林业企业和林农自愿入会或出资组建的互助性担保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结合担保机构的资信实力、第三方外部评级结果和业务合作信用记录，科学确定担保机构的担保放大倍数，对以林权抵押为主要反担保措施的担保公司，担保倍数可放大到10倍。鼓励各类担保机构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相结合等多种方式，积极提供林业生产发展的融资担保服务。
四、积极探索建立森林保险体系
各地要把森林保险纳入农业保险统筹安排，通过保费补贴等必要的政策手段引导保险公司、林业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农积极参与森林保险，扩大森林投保面积。各地可设立森林保险补偿基金，建立统一的基本森林保险制度。
保险公司要遵循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协同推进的原则，积极开展森林保险业务。在推进森林保险业务过程中，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林种的不同需求，不断完善森林保险险种和服务创新。在产品开发中，要综合考虑当地林业生产中面临的主要风险，有针对性地推出基本险种和可供选择的其他险种；在保险费率厘定中要充分考虑到林业灾害发生的机率和强度的差异性，设置不同的保险费率；在承保中要坚持“保障适度、林农承担保费低廉、广覆盖”的原则；在保险理赔服务中，要按照“公开、及时、透明、到户”的原则规范理赔服务，提升森林保险的服务质量。
加大森林保险宣传力度，普及保险知识，提高林农保险意识。鼓励和引导散户林农、小型林业经营者主动参与森林保险；创新投保方式，支持林业专业合作组织集体投保，支持以一定行政单位组织形式进行统一投保，提高林农参保率和森林保险覆盖率。探索建立森林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各参与森林保险的经办机构，要对森林保险实行一定比例的超赔再保，建立超赔保障机制，提高森林保险抗风险能力。
五、加强信息共享机制和内控机制建设
建立林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快林权证登记、抵押、采伐等信息的电子化管理进程，将上述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方便银行查询及贷款管理。推进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建设，逐步扩大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林区的信息采集和使用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林农、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和林业企业的电子信用档案，设计客观、有效的信用信息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制度，充分发挥信息整合和共享功能。
正确处理加大支持和防范风险的关系。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和林业投资风险的基础性研究，建立符合林业贷款特点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认真落实贷后检查和跟踪服务，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测信息系统，不断充实和完善林业企业、林业合作组织和林农的数据信息，切实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和林业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六、积极营造有利于金融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加大人民银行对林区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的支持力度。对林业贷款发放比例高的农村信用社等县域存款类法人金融机构，可根据其增加林业信贷投放的合理需求，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和适当延长再贷款期限等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
鼓励和支持各级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增加林业贷款贴息和森林保险补贴资金，建立林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或注资设立或参股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按照市场运作原则，参与林业贷款的抵押、发放和还贷工作。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森林资源勘界、确权和登记发证工作，保证林权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要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林木、林地经营权依法流转管理。各林权证登记管理部门要简化林权证办理手续，降低相关收费。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银行合法债权，对在抵押贷款期间所抵押的林木，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予发放采伐许可证、不予办理林木所有权转让变更手续；贷款逾期时，积极协助金融机构做好抵押林权的处置工作。加快建立林权要素交易平台，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大力推进林业专业评估机构、担保机构和森林资源收储机构建设，为金融机构支持林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林业贷款的考核适用《中国银监会关于当前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09〕3号）对涉农贷款的相关规定。林业贷款的呆账核销、损失准备金提取等适用财政部有关对涉农不良贷款处置的相关规定。
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林业局建立联合工作小组，加强对集体林权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协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与同级财政部门、银监会派出机构、保监会派出机构及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必要的协作与信息交流机制。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会同同级财政部门、银监会派出机构、保监会派出机构及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意见精神和辖区林业发展实际特点，制定和完善具体实施意见或管理办法，积极引导和支持辖区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和改进对林业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并加强林业信贷政策的导向效果评估。各金融机构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涉林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加强涉林贷款的统计与监测分析。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会同所在省（区、市）财政厅（局）、银监局、保监局、林业厅（局）将本意见联合转发至辖内相关机构，并结合当地实际完善和细化落实措施，切实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财 政 部
银 监 会
保 监 会
林 业 局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王法官一案的情况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起诉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起诉，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然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做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做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权予以了救济。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
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银发〔2009〕170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银监局、保监局、林业厅（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08〕1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1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精神，积极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
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具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长期以来，我国林业生产力水平低、林区发展滞后、林农收入增长缓慢，林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集体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农户，确立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向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有利于充分调动和激发农民发展林业生产的内在积极性。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现代林业的战略举措，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农业安全与生态安全，事关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积极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是金融部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施强农惠农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当前实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拓宽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改进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意义重大。
二、切实加大对林业发展的有效信贷投入
在已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地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办林权抵押贷款、林农小额信用贷款和林农联保贷款等业务。充分利用财政贴息政策，切实增加林业贴息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覆盖面。对于纳入国家良种补贴的油茶林等林木品种，各金融机构要积极提供信贷支持。稳步推行农户信用评价和林权抵押相结合的免评估、可循环小额信用贷款，扩大林农贷款覆盖面。鼓励开展林业规模化经营，鼓励林农走“家庭合作”式、“股份合作”式、“公司+基地+农户”式等互助合作集约化经营道路，鼓励把对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法人授信和对合作组织成员授信结合起来，探索创新“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担保机构”信贷管理模式与林农小额信用贷款的结合，促进提高林业生产发展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林业的经济特征、林权证期限、资金用途及风险状况等，合理确定林业贷款的期限，林业贷款期限最长可为10年，具体期限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市场原则合理确定各类林业贷款利率。对于符合贷款条件的林权抵押贷款，其利率一般应低于信用贷款利率；对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小额林农贷款业务，借款人实际承担的利率负担原则上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各级财政要加大贴息力度，充分发挥地方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逐步扩大林业贷款贴息资金规模。
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发挥在林农贷款中的重要作用。农业银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加大林业信贷投入，同时依托“惠农卡”，积极开展符合林业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应利用结算网络完善、网点众多等优势，积极提供银行卡、资金结算、小额存单质押贷款等金融服务项目。其他各国有银行要采取直贷、贷款转让、信贷资金批发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林业贷款业务。其他各商业银行设在林业发达县域内的分支机构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展林业贷款业务。
支持有条件的林业重点县加快推进组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和专业贷款组织通过委托贷款、转贷款、银团贷款、协议转让资金等方式加强林业贷款业务合作，促进林区形成多种金融机构参与的贷款市场体系。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林业重点县的县级分支机构要合理扩大林业信贷管理权限，优化审贷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推广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展面向林区居民和企业的林业金融咨询和相关政策宣传。探索建立村级融资服务协管员制度。
三、引导多元化资金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业发展
鼓励符合条件的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类融资工具，募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鼓励林区从事林业种植、林产品加工且经营业绩好、资信优良的中小企业按市场化原则，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鼓励林区外的各类经济组织以多种形式投资基础性林业项目。凡是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与个人，按法律和政策规定程序受让集体林权，从事规模化林业种植与加工的，资金不足时，均可申请银行信贷支持。鼓励和支持各类投资基金投资林业种植等产业。支持组建林业产业投资基金。
鼓励各类担保机构开办林业融资担保业务，大力推行以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体，由林业企业和林农自愿入会或出资组建的互助性担保体系。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结合担保机构的资信实力、第三方外部评级结果和业务合作信用记录，科学确定担保机构的担保放大倍数，对以林权抵押为主要反担保措施的担保公司，担保倍数可放大到10倍。鼓励各类担保机构通过再担保、联合担保以及担保与保险相结合等多种方式，积极提供林业生产发展的融资担保服务。
四、积极探索建立森林保险体系
各地要把森林保险纳入农业保险统筹安排，通过保费补贴等必要的政策手段引导保险公司、林业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林农积极参与森林保险，扩大森林投保面积。各地可设立森林保险补偿基金，建立统一的基本森林保险制度。
保险公司要遵循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协同推进的原则，积极开展森林保险业务。在推进森林保险业务过程中，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林种的不同需求，不断完善森林保险险种和服务创新。在产品开发中，要综合考虑当地林业生产中面临的主要风险，有针对性地推出基本险种和可供选择的其他险种；在保险费率厘定中要充分考虑到林业灾害发生的机率和强度的差异性，设置不同的保险费率；在承保中要坚持“保障适度、林农承担保费低廉、广覆盖”的原则；在保险理赔服务中，要按照“公开、及时、透明、到户”的原则规范理赔服务，提升森林保险的服务质量。
加大森林保险宣传力度，普及保险知识，提高林农保险意识。鼓励和引导散户林农、小型林业经营者主动参与森林保险；创新投保方式，支持林业专业合作组织集体投保，支持以一定行政单位组织形式进行统一投保，提高林农参保率和森林保险覆盖率。探索建立森林保险风险分散机制，各参与森林保险的经办机构，要对森林保险实行一定比例的超赔再保，建立超赔保障机制，提高森林保险抗风险能力。
五、加强信息共享机制和内控机制建设
建立林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快林权证登记、抵押、采伐等信息的电子化管理进程，将上述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方便银行查询及贷款管理。推进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建设，逐步扩大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林区的信息采集和使用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林农、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和林业企业的电子信用档案，设计客观、有效的信用信息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和信用评分制度，充分发挥信息整合和共享功能。
正确处理加大支持和防范风险的关系。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和林业投资风险的基础性研究，建立符合林业贷款特点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认真落实贷后检查和跟踪服务，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测信息系统，不断充实和完善林业企业、林业合作组织和林农的数据信息，切实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和林业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六、积极营造有利于金融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加大人民银行对林区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的支持力度。对林业贷款发放比例高的农村信用社等县域存款类法人金融机构，可根据其增加林业信贷投放的合理需求，通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和适当延长再贷款期限等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
鼓励和支持各级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增加林业贷款贴息和森林保险补贴资金，建立林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或注资设立或参股担保公司，由担保公司按照市场运作原则，参与林业贷款的抵押、发放和还贷工作。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森林资源勘界、确权和登记发证工作，保证林权证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要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和林木、林地经营权依法流转管理。各林权证登记管理部门要简化林权证办理手续，降低相关收费。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银行合法债权，对在抵押贷款期间所抵押的林木，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予发放采伐许可证、不予办理林木所有权转让变更手续；贷款逾期时，积极协助金融机构做好抵押林权的处置工作。加快建立林权要素交易平台，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管理，大力推进林业专业评估机构、担保机构和森林资源收储机构建设，为金融机构支持林业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林业贷款的考核适用《中国银监会关于当前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09〕3号）对涉农贷款的相关规定。林业贷款的呆账核销、损失准备金提取等适用财政部有关对涉农不良贷款处置的相关规定。
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林业局建立联合工作小组，加强对集体林权改革与林业发展金融服务工作的协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与同级财政部门、银监会派出机构、保监会派出机构及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必要的协作与信息交流机制。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会同同级财政部门、银监会派出机构、保监会派出机构及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意见精神和辖区林业发展实际特点，制定和完善具体实施意见或管理办法，积极引导和支持辖区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和改进对林业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工作，并加强林业信贷政策的导向效果评估。各金融机构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涉林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加强涉林贷款的统计与监测分析。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会同所在省（区、市）财政厅（局）、银监局、保监局、林业厅（局）将本意见联合转发至辖内相关机构，并结合当地实际完善和细化落实措施，切实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财 政 部
银 监 会
保 监 会
林 业 局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